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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崎與上海的商業往來很頻繁,尤其是長崎大學有熱帶醫學研究所,有許多研究員與世界各國
的研究和臨床都有交流。與在中國想要展開醫療及檢驗事業的副社長有了接觸後,始瞭解在上海
工作的日本商人的情形。在身體方面,不如心理方面受到的較為嚴重的刺激。因此,長崎大學
精神神經科教授 小澤寬樹,曾被邀請到上海去演講,希望對發生有憂鬱症,甚至想要自殺的病患
能助一臂之力。日本長崎大學的精神科與WHO合作(Collaboration)的關係,同時與上海衛生
中心的大醫院有交流,小澤教授在上海開始診療是在2008年。當時兩國間的文化差異,使得日本
駐在上海的員工,在精神上會有不適應的感覺。其實,也沒有那麼嚴重,在日本國內也有精英份子
(Elite)的一群人,也會見到這種情形。如果使用精神科的術語是「過剩適應」,如果發生過剩
適應就會發生精神的症狀就會轉變為身體的症狀,如睡不著、頭痛、腰痛等,有的人酒量會增加,
最後發生憂鬱症或恐慌(Panic)的症狀。日本駐國外的員工有一語言「OKY」. 即請你來做做看
的日文的意思。日本人在中國的工作環境對日本員工有過度的期待。而在日本的母公司並不知道
這種情形。日本派在國外的工作員工,夾在中間,心裡有說不出的難過,從心裡便發出「OKY」
「おまえが,來て,やつてみろ」,日文的頭一個英文字母。意思就是說,請你來做,試試看。
因此這些工作者,還是會併命工作,結果導致心理和身體發生傷害。日文稱為「身體的破綻」,
在國外工作的日本職員發生猝死的病患,通常會很高,比起日本長崎的市民高出10倍以上,尤其是
發生心肌梗塞或者腦梗塞的多見。目前在上海工作的日本人約有10萬人。這批日本人受到過多的
壓力後,會發生下列的諸症狀:如果胃較差的人,就會發生消化不良或胃痛,如果本來就有腰痛
的病患,腰痛會更嚴重。到醫院檢查,醫師會說沒有問題。回到家後會睡不著,於是開始喝酒,
同樣睡不著,越喝酒量越大,最後發生憂鬱症。因而發生不想工作,不想上班,有時還有恐慌,
而看精神科醫師診治。
雖然有憂鬱症的人也有家庭的庇護,但也有家庭的成員反而受到影響,因此,妻子和孩子來看
精神科醫師的也不少。因為,先生每天在外忙個不停,根本沒有時間和老婆談話,使得老婆有悲哀
感或不安感,終於變成憂鬱症而看精神科醫師。
現在上海的日本學校有3,000名小學生,其中因父母親的問題,或家庭的問題,導致小兒的心身
也發生問題。如果有發育障礙的小兒,在國外比起在日本國內的生長環境,可能差些,較容易發生
問題。上述情形,在日本本土,很少有人知道這種情形。
2013年發生的阿爾及利亞殷阿梅納斯(In Amenas)天然氣廠人質劫持事件
(In Amenas hostage crisis),其中有七位日本員工犧牲。這批員工的犧牲,研究他們的經歷,
很像在上海日本員工的經歷。
日本員工在世界各地為日本打拼,這批員工,如果有不如意,很可能轉變為憂鬱症,這在上海的
日本醫院是常見到的病患。
如剛提到的阿爾及利亞事件,日本政府也愛莫能助。如果把身心有障礙的員工派遣到國外工作,
很難獲得合理的支援。日本沒有建立海外員工與家屬支援的有效系統。目前只有志工醫師建立網路
加以應對。這在身體健康方面可能有幫助,但心理方面的幫助還是缺乏,應該國家能夠提出大力支援。
日本的大企業在國外都有計劃的投資,員工也拼命工作,結果確實賺了不少錢,但這些企業很少
注意到在海外工作的員工心理,以後應該提出來討論。
在21世紀精神醫學研究的課題之一,就是身體的症狀與不安和憂鬱能夠分清楚。很多內科疾病,
如果合併有憂鬱症,預後一定是不良。因此在這方面可能還要加強研究。
目前日本的醫學院的學生有兩種形態,一種是想留在國內工作,另一種是想到國外工作。這批
醫學院的學生,有很多想要到上海行醫,如果這批大學生,能夠建立大型的互通網路,可能會更好。
目前日本想到海外工作的醫師應該不少,都希望在海外工作,能夠累積更多經驗,最好能把這批人組織起來。
在國際衛生組織(WHO)表達正在通過其心理健康差距行動方案為各國提供支持{mhGAP
(Mental Health Gap Action Programme)} ,這是要消除心理衛生的等級差別。在日本就發生
「醫療過疏」的問題,有的醫院有精神科,有的醫院沒有精神科。要消除這樣的情形可說很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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